第一百五十一章 可爱的老百姓 第二节 故事是不能深究的

朱遵斌案与贺敏仁案除了钱数不同，其它方面都有着有相似之处。在陈正湘的信中我们得知：“朱（朱遵斌团政委）几次复信说总共五万三千多元，上缴分区四万，团里留下一万三千多，在晋东南招待开会慰劳伤病员等花掉三四千元，其余交团供给处保管。”

朱遵斌这五万三千法币合多少银元？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郑起东研究员测算，1940年法币尚未贬值，一法币相当于一银元，而当时的物价，每石米（约160斤）80元左右。也就是说，这可是实打实的五万多银元呢。

朱遵斌说：这“五万三千多元，上缴分区四万”。按照晋察冀边区政府统一财政收入，“罚没款及战争缴获等均为边区收入”的规定，朱遵斌所说的“分区”，应该是分区行署的财政管理部门。其余“团里留下一万三千多，在晋东南招待开会慰劳伤病员等花掉三四千元，其余交团供给处保管”，也就是说，一团尚余八九千元法币或银元的积蓄。

最后再次回到议论得主题：杨成武，一个晋察冀军区最强大的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围着这830元的几百元小钱折腾，值得吗？

结论：现在网站和报刊的编辑自己对历史都是一知半解的，所选的文章就只能当作“新编革命历史故事”看好了，只是不能当真。一当真就破绽百出。

1939年初，一分区消灭狼牙山地区的孟阁臣，这更是凭空发了一笔大财，仅金银财宝及大洋就缴获不下百万。用大车、驼子装了给晋察冀军区送去。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山一座寺院建了夹壁墙，设置秘密金库，就是为了用这笔巨额的财宝作为边区银行发行自己货币的准备金。

1942年1月的晋察冀。需要有边区政府出资养兵9.5万人。按每人每年5石小米计算，全边区仅军费就需要47.5万石。而整个边区政府1942年的全年税收只有35.6万石。缺口达四分之一。此外还有优抗抚恤、赈济灾荒、借贷支出，都是一笔庞大的费用。

所以，边区政府一再强调要统一财政政策，收入由边区政府统一筹划，尤其强调罚没款及战争缴获等均为边区收入，禁止自收自支。也就是说，晋察冀边区政府急需各分区、各县区政府在财政收入上支援边区政府。不得在下面私瞒金钱收入，怎么会允许分区军队在底下进行金钱往来？

杨成武几万、几十万、上百万金银财宝大洋都见过，他又不是见钱眼开的小商人，他会为800多大洋动心？专门派一个指导员和参谋远程去取？取回来做什么？自己用？还是上交晋察冀军区？那为什么不通知捐助者直接通过平北分区政府交晋察冀呢？还要脱了裤子放屁。多一道手脚，自己派人去取，还搭上条参谋的性命。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黄参谋”是哪里的侦察参谋。

抗战期间的易县，在身边搞几千大洋不是难事。同样在1942年2月，马辉从一分区二十五团副团长调任二区队区队长。二区队的前身是龙华支队。驻地在紧靠着拒马河及涞水县的南城司一带，并不是个富裕地区。

马辉上任，先敲打了几个在伪政权和伪军里混事的富户，一下子搞到几千大洋。他用这些钱做本钱，搞“大生产”。实际上是贩粮食、棉花、食盐及百货用品进来，沿途伪军把守的岗楼“莫敢挡也”（当年叫开展供销业务、信用业务、运销和运输业务。连县委书记梁正中外出开会也借机搞运输，用挣来的脚费买了被褥，添置生活必需品）。

1938年我党晋察冀省委发出《中共晋察冀省委关于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必须遵守的条例》，1942年10月颁布《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再看一分区，俺们知道的，1939年秋杨成武、袁升平召开大会严厉处理两个红军营级干部私分500元法币的问题，1941年处理一团团政委朱遵斌的经济问题。一分区那些因经济问题被枪毙的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在这个众目睽睽的严峻形势之下，杨成武居然敢为一分区收入830元这点小钱“亲自布置任务”，“以身试法”。这怎么可能？

红军，还有当时的八路军，是一支军纪非常严格的部队。而且严格到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地步。朱遵斌事件仅是事例之一，更典型的事例还有长征时期mzx的妻弟也因违犯军纪而被枪毙。

此事例来自《贺z珍的风雨人生》一书。贺的弟弟贺敏仁在长征中，被诬告擅自进喇嘛寺，拿了一千多银元，结果师部根本不听他本人的辩解，连向上级都没有报告，就被枪毙。事后，贺子珍听说了，她比那些师部的领导干部有头脑，她会思索，会分析，知道弟弟是个冤案。因为“一个最壮的挑夫，也只能挑七、八百块银元，他根本拿不走一千多银元。”而且，“他随身就是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真有那么多银元也没处放。”

看到这里读者们也就会知道，否定这一个人很难背负800块银元走路的根据，也来自《贺z珍的风雨人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