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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超早年在北京大学文学系读书，由于人聪明，学识丰富，博古通今，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在文学系里是以研究当代文学而著称的。他广泛订阅当时北平、上海出版的期刊杂志。开始是一般阅读和研究，渐渐地他爱上了由鲁迅主编的《莽原》和《萌芽》，从这里他开始接触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并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接着他就参加了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并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书籍。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在他到北平读书期间，父母相继去世，士地财产由他叔父经管。当他逐渐地信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懂得了剥削和被剥削的革命理论以后，他就感到依靠土地收租来生活是可耻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吃的饭菜里都有农民的血和泪。但是怎么办呢？他很苦恼。有一次他看了托尔斯泰的《复活》，从中得到了启示，他就写信给他叔叔，要把他名下的土地分给农民。他叔叔以为他得了精神病，便急如星火地跑来看他，当弄明白他还正常生活着的时候，就把他暴训了一顿。他的计划没有实现，但这些土地却成了他精神上的负担，总像块大石板一样压在他的心上。
在这期间有个叫石玉芳的同班女同学爱上了他，爱得那样深，就像着了迷一样。李汉超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见她。在学生会里，如果他在发表议论，总有一双深情的大眼睛在盯盯地看着他，看得那样出神，已经到了毫不掩饰自己感情的程度了。一个未婚女孩子，看一个未婚男人看到这样不错眼珠的程度，那就是棒打不回头了。
石玉芳是这样主动地追求着李汉超；李汉超呢？也不是不爱石玉芳。开头那几天，他甚至不敢相信那样一个温和稳重，甚至有些羞答答的姑娘，会忽然间勇敢地追求起他来。李汉超一连好几个晚上难以人睡。那双直盯盯看他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有些苍白的面孔，时时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真有些把握不住自己了。有几次他甚至要冲上去大胆地向她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他还有意地回避她。是什么东西阻碍着他和她接近呢？原来石玉芳的家庭是一个颇有些名气的所谓官宦世家。她的祖父当过清朝的礼部侍郎，在北京西城报子胡同里有所大宅子，至今在这个宅子里出出人人的还是些官僚政客。石玉芳就是这宅子里的一位小姐。李汉超已经苦恼于自家的土地了，怎能再找一个比他那点微不足道的土地还要大得多的包袱背在身上呢。他觉得他和她不可能是一条道上的人。她爱他，很可能是一时感情冲动，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李汉超哪里知道，这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所谓大家闺秀石玉芳，活了二十四岁，还是第一次在男女问题上动真情呢。她本来早已有了未婚夫，她祖父在她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就把她许配给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外交官陆征祥为孙子媳妇了。后来陆征祥当了外交总长，在袁世凯主持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款”。袁世凯倒台后，他率领全家跑到比利时，他本人人了修道院，当了外国洋和尚，他的孙子也流落到异乡，再也没有音讯了。在这种情形下，石玉芳本来应该获得爱情上的自由，至少可以另选配偶。可是，她的封建家庭不允许她这样做，说是订婚就等于结婚，宁守“望门寡”，不准解除婚约。石玉芳一怒之下，冲出家庭，进了女子中学，以后又拼死拼活闹着上了北京大学。在这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人——李汉超。像她这样的女性，不爱则已，一爱就像祝英台爱上梁山伯一样，至死也不肯罢休。从封建家庭冲杀出来的女性，在爱情上倒有她坚贞不屈的一面呢。
一九二八年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侵略军在济南屠杀中**民达五千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李汉超英勇地参加了战斗，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不久，他被捕了。
天刚擦黑的时候，王一民手提钓鱼竿，身背渔具，来到了道外头道街。这是中国劳苦人民集居的地方。那肮脏的街道，恶浊的空气，烟熏火燎的房屋，加上衣服槛楼的人群，构成了一幅底层生活的悲惨画面。因为这里离松花江码头很近，所以在狭窄的马路上也拥挤着各种车辆。间或也有一些衣着华丽的过客，掩着鼻子从那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匆匆走过。人行道本来就不宽敞，又被些煤球炉子，垃圾箱子，脏水桶，晾晒小孩尿布拴的绳子等左拦右挡，使得过往行人有时只能侧身、弯腰、寻找空隙曲折前进。如果再遇上那出来泼脏水的妇女，你就得腿疾眼快地跳跃着往前走。
王一民就是这样走过了头道街的大半条街道，来到了一座灰色的二层楼前。这座二层楼在当年初建成的时候，也可能是相当漂亮的，但现在已面目全非。楼上边用水泥精细雕塑的花纹图案上沾满污垢，风吹雨打，再加上烟熏日晒，已经变成了地皮色。那福禄寿三星的彩色浮雕也变得面目不清，残缺不全了。楼正面门脸上已经长了不少草木本植物。一棵弯曲的小榆树从房檐的缝隙中顽强地探出身子，向过往行人俯视着，好像让人们都来看看它和整个这条街道的居民是在什么条件下活着。只有那么一点点可供吸取养分的土壤，只能存留那么一点点可以滋润它的雨露，但是它却活下来了，顽强地活下来了。
楼门的木头门框也有点倾斜了。门顶上挂着一块已经裂缝了的黑匾，匾上的字原先是烫过金的，现在也已剥落，和匾的颜色差不多了。如果不仔细看，真难以辨认出“平安客栈”四个楷书大字来。
门上挂着一块像棉被一样厚厚的门帘子。门帘挂了一冬，深灰的颜色变成了藏青色，手一摸帘子，就觉得黏糊糊的。王一民掀开帘子，脚往楼里一迈，一股非常复杂的气味扑面而来，这是烟草、烧酒、大蒜、大葱、汗泥，廉价的香粉、花露水和破烂衣物混合组成的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味只有在这样的小店里才能闻到。楼里灯光昏暗，一盏大概只有四十度的电灯泡高悬在屋顶上。柜台账桌上有盏木头撅子似的桌灯。桌灯后面有一张床，床上斜躺着一个胖大的男人，半闭着眼睛，任凭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给他按摩。这个女人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却披散着烫发，头顶上系着一条半寸宽的鲜红发带，脸上胭脂搽得大钱厚，紫红色旗袍外面罩着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和这个老女人穿着打扮差不多的，还有两个年轻些的女人，坐在一进门的长条凳子上嗑瓜子。王一民一迈进门槛的时候，她们都站起来，要跟过去，但一看王一民一直走进楼下的大屋子里去了，就又都坐了下来。
熟悉这种小店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楼下是长简屋子，自带被褥一角钱就可以住一宿。如果在店里包伙，还可以减价一半。楼上就都是单间了。大多数单间的屋地上只能同时站两个人。屋和屋之间只有一板之隔，这屋说话那屋都能听见，有的板壁还露着缝子，不但能听见声音，若是高兴，还可以用一只眼睛向这近邻参观一番。虽然如此，在这个小店里也是“高级”房间了。楼下的女人就是专等住这样单间的房客。王二一民已经来过多次，他深知此中奥妙，所以一进门就目不斜视地径直向大屋子走去，这可以免去好多纠缠。
从李汉超参加斗争，一直到被捕，石玉芳都紧紧地追随着他。他被抓进监狱，她在狱外奔走呼号。她用眼泪和誓死相从的至诚打动了她的寡母和她一位有活动能量的舅舅。于是李汉超在党的多方营救和石玉芳舅舅的努力下，被释放出狱了。
爱情经住了考验，在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石玉芳的寡母一定要让他们夫妇搬到那大宅院里去住，李汉超一口拒绝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赶上石玉芳生了一个女孩。李汉超顾不上产后多病的妻子，为救亡运动日夜奔忙，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一九三一年末，正是大雪纷飞的隆冬季节，经李汉超自己的请求，党批准他到东北去，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去。
这大屋子是两层铺，下铺是火炕，上铺是平板。三间房子通连着，满员的时候可以睡三十人。因为这里离码头近，生意兴隆，所以经常是挤得满满的。王＿民进来的这间屋子住的多是码头上的搬运工人，他们是常年住客。其中山东。河北人居多，也有从附近乡下来的。这时候正是才吃完晚饭——有的还坐在炕当中就着狗肉喝烧酒——所以人很多。一屋子人，乱哄哄的，气味比一进店门的时候强烈得多了。吊铺上有的已经倒下睡觉，有的正脱光了衣服，就着天棚上的小电灯抓虱子。火炕上有拿着纸牌摆“天门阵”的，有缝补破衣服的，有看小唱本的，也有看报纸的。卖烟卷、酸梨。瓜子和落花生的在地上蹿来蹿去，卖唱的老头领着年轻姑娘从这屋走到那屋。
在这乱哄哄的大地中，紧靠里边的火炕上有一个小天地，那里围坐着不少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一个“老先生‘’讲古。这个”老先生“盘腿坐在炕里面，没有修整的胡子长得很长，头发齐在耳丫子上，长瓜脸，高鼻梁，稍微有些驼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夹大褂，长腿便裤，扎着腿带。从这身穿着打扮看，很像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或者是摆摊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会发现他眼睛很明亮，看起人来好像一眼就能把人看穿，那敏锐的眼神和那外表上的老相很不相称。正因为这样，他的眼睛就经常是眯缝着的，好像患有怕光的眼疾一样。有时他的眼圈也真就红起来，这时他就戴上一副茶色眼镜，眼镜是黄铜框子，粗重的方腿上还长些绿色铜锈，好像才出土的文物一样。
现在他就戴着这副眼镜，在讲《说岳全传》。他正讲到金兀术五路进兵，宋康王被困牛头山，岳飞祭帅旗奋起抗战那地方。他讲岳飞讲得活龙活现，在凛然正气中突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声音不大，除了坐在他眼前的那些听得人神的人之外，稍远一点的就听不清了。
王一民进屋后就装成找人的样子，向吊铺上下张望着。当他走近这群听书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一扫说书的“老先生”，便感觉到“老先生”正在看他，并向他微微点了下头——这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知会，一般人是感觉不到的。王一民就不再看他，转身向另外一个屋子走去。
王一民从小店走出来的时候，早已是万家灯火了。他悠闲地向松花江边漫步而去。他知道那位“老先生”得讲到“且听下回分解”的时候才能抽身出来。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溜达到他们指定会面的地点去等他。他一边走着一边想着方才这位“老先生”。他们同是吉林人，别看这位“老先生”满脸胡子，实际他比王一民只大四岁，今年才三十三岁。他是王一民的朋友和老师，王一民非常爱他，尊重他，甚至崇拜他。王一民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经常用他的言行来对照自己。这个人就是原来满洲省委工会负责人，新任命的省委秘书长李汉超。